中产破防第一步

网络上，很多人调侃式地总结出“中产返贫三件套”——老婆不上班、房贷上千万、孩子读国际。然而，中产家长们似乎并不会计算所谓的“投资”和“收益”。努力了半生的家长们，愿望是继续努力，给孩子一个“松弛自洽”的人生。

托举

今年年初，33岁的莫莫很焦虑。莫莫和丈夫生活在深圳，两个人都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在深圳有一套房产。莫莫的儿子今年要上幼儿园了，她正在纠结，是要让儿子从幼儿园起就上国际学校，还是等到中学阶段再转国际路线。

假设从幼儿园开始走国际路线，莫莫规划了四种不同的方案:*种是高中以前都在国内的国际学校；第二种是九年级之后转到美国的公立学校，莫莫去陪读，丈夫在国内赚钱；第三种是一家三口都去美国，不工作，吃老本；最后一种是一家三口去美国，然后丈夫开出租车赚钱。

按照不同的方式，莫莫详细地计算了孩子的所有花费，发现自己在35岁后、丈夫在40岁后的收入将会递减，特定情况下可能要卖掉房子填补空缺。在多方计算下，莫莫最终决定，读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就开始读。

“真是有了孩子才知道，其实自己不想要孩子。”莫莫开玩笑说。

莫莫和丈夫都毕业于国内的“211”大学。高中时，家里托关系送莫莫去美国上学，并帮她办理了美国国籍。自己有了孩子后，莫莫也开始思考国外教育体系对于孩子的影响。莫莫小时候生活在河南，大部分的时间都成长于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下，相比之下，海外的教育模式对她的冲击很强烈。“更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莫莫形容道，“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过焦虑了，所以我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自在、放松、舒服的人。”因此，在怀孕阶段，莫莫就早早帮孩子规划了拿外籍身份、尽早读国际学校的路线。

同样生活在深圳的雪梨，也是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2008年在香港拿到硕士毕业证后，雪梨进入了香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丈夫则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孩子今年5岁，是香港户籍，雪梨坚持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上国际学校。

起初丈夫不太理解:“公立学校就在家门口，别人能上，咱为什么不能上？”但雪梨很坚决，她认为自己是典型的“做题家”，从小从县城一路考到广州，再到香港，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前五名。但在香港“四大”工作以后，她发现其实在职场上所需要的能力，比如沟通、与人合作、公开演讲，这些都是上学时没有培训过的。

雪梨感觉这是“小镇做题家”的共同点:对自己要求高，但不太有和别人合作的能力，心里老是提防着别人是不是要超过自己了；除了学习，也没什么兴趣爱好。

“我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受到的教育，是可以直接辅助他的人生的。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愿意把自己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放在他身上，只希望他变成一个人格完整、有趣的人。”雪梨说。

“努力、焦虑”是这些中产家长对自己人生的相似的评价，这种努力的情绪一直延续到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上，他们似乎在用力做一次“托举”。在他们的预期里，这样做不仅仅是想让孩子站得更高，还想让他们看得更远。

“‘中产返贫三件套’，我们家全占了”

相较于上公立学校，孩子走国际学校的路线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每年二三十万元的学费，还有一些额外支出，比如课外兴趣班、学校的游玩活动，等等。

但也有人觉得，国际学校并不*意味着“烧钱”，不同的国际学校，其气氛也相差很多。雪梨给孩子换过三家国际学校。*家学校有很多“暴发户”，班里组织活动要住五星级酒店、开高级party，互相送的礼物要上千块钱，小朋友中很多都穿着博柏利。

后来雪梨把孩子转到了一家更“西化”的学校，又是另一种样貌。外国家长们会在二手群里转让校服，孩子们大多也很朴素。孩子之后又转到一家公立背景的学校，学生大多来自更有背景的家庭，雪梨感觉他们普遍“低调、高冷”。

雪梨觉得，现在孩子还小，不太会攀比，但未来的确有可能因为看到家庭条件更好的同学而产生心理落差。“所以我就想，我得努力挣钱，等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妈妈至少不要拖他的后腿。我觉得这对小朋友的自尊心是个考验，但也能借助这个机会，让他有奋斗的意识。”

莫莫觉得，虽然决定上国际学校，但自己并不会让孩子学高尔夫、马术，或者参加费用高昂的游学活动。她是打算让孩子上兴趣班，但未必要选择那么“高阶”的。莫莫的一位朋友也选择让孩子在深圳的一所国际学校读书。朋友很重视孩子的成绩，并告诉孩子:如果今年考不到某个分数，第二年就会把他送到公立学校。

莫莫希望孩子能更重视学术和性格的培养。虽然按照她的四种计算方式算下来，费用都能承担，但她依然焦虑于自己和丈夫需要长久地处于一种“不敢辞职”的状态。

“我也很向往一个月赚五千块钱，躺在大理过吃香喝辣的、放松的生活。但我现在还是需要留在大厂里，每天加班，‘卷’一些无意义的东西。你看公司最近几年裁员率很高，大家都在‘表演’，我也很焦虑。如果我们选择让孩子上公立学校，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离职，让老公养着就行了。”

随之而来的一些“消费降级”是无意识的。以前莫莫会买奢侈品包，现在一点也不想买了。雪梨也觉得自己的物欲变低了，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用昂贵的价格买的。

家住北京的红小豆是一位二胎妈妈，大儿子在国际学校读四年级。红小豆和丈夫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如今一个在金融行业，一个做互联网创业。作为传统教育体系的优胜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远离体制，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红小豆依然会忍不住“鸡娃”，希望孩子能重视学术，给他制订学校之外的学习计划，也希望男孩子能学一个体育项目，尽管儿子目前还不太擅长。即便没有像一些家长一样送孩子去学花滑、去国外比赛，但教育支出还是会占据他们日常支出的一半以上。今年，儿子的学费又上涨了15%。

丈夫不久前从公司离职了，收入变得没有过去那么稳定。他给儿子讲家里的情况:“咱们家的经济状况，就好比我们家有一个水池，一个管子进水，一个管子出水。以前进水的管子的水量稳定持续，现在变得小了而且断断续续，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控制出水量，避免水池一不小心流空了。”红小豆觉得儿子听懂了，他在外面要买东西的次数好像真的变少了。

“也不是为了给他压力，让他感觉‘你看我们花这么多钱供你，你得好好读书’。我很担心孩子会有负罪感，就好像花家里的钱是对不起家里。我只是觉得，他也该懂点事儿，希望能借此培养他的‘财商’。”红小豆说。

中产妈妈的愿望

在采访中，每一位妈妈都能就她们的教育理念侃侃而谈。

“我希望他未来不管是做白领、金领还是蓝领，首先都是一个能够自洽的人。能认可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情调。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金融圈的朋友，大家赚很多钱，但是不开心的程度很高。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面对的问题都是更难的。”雪梨说。

“我希望孩子是独立、自信、快乐的，希望他有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即便不能像我们一样考上清华、北大，但依然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内心丰富自洽的人。”红小豆说。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目标，他不一定非要在国外，但我希望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他想待的地方，成为一个自洽自足的人。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我不想让孩子以后也很‘卷’、很痛苦。”莫莫说。

“开心”“自洽”“松弛”似乎是她们共同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的反面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比如待在大厂中持续努力，或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出路。“我们会先努力，目标是尽可能地让孩子有个保底，不要让他阶层滑落得很惨，至少让他未来有个房子住，生活可以维持，不至于说把我们之前一步步靠自己努力得到的又都失去了。至于他能走多高，那就看他自己了。”红小豆说。

生活在江苏的一泓是一位体制内工作者。从怀孕起，她就自己联系并实施了赴美生子的计划，并规划了孩子未来的国际学校路线。在她看来，自己所在的二线城市无论是眼界上还是实际的就业情况都不是很理想，“走国际路线，也许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吧”。

而她感觉，中产往往是没有什么抗风险能力的。他们的资源很难传承给孩子，社会变动的时候，孩子更需要的是平台和机会。“现在有500万元能做什么事情呢？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却无力参与，才是最难过的。”一泓说。

雪梨有时候也会思考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执着地让孩子读国际学校，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以前会觉得自己有‘身份压力’。但现在，我可以勇于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产，但是我也要上这个学校，我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是有经济差距，但我也愿意投资，因为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而在每一个家庭中，更多地为孩子感到焦虑的似乎总是妈妈。“能把上班和育儿兼顾的妈妈都是超人。”雪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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